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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07-《懸崖之上》編劇全勇先:只要人存在,詩就存在

A07-《懸崖之上》編劇全勇先:只要人存在,詩就存在

電影、譯作同時受到關注

《懸崖之上》編劇全勇先:只要人存在,詩就存在


全勇先最近有點火出了圈。近日,由他擔任編劇的第一部電影作品《懸崖之上》收獲破8億的票房和良好口碑。隨后,他翻譯的《數星星的夜·尹東柱的詩》一面世,便受到廣大讀者的關注,榮登亞洲好書榜第一名。對于電影,全勇先直言“已經很滿意了”;對于詩歌,全勇先則認為,“好的作品是全人類的遺產”。

全勇先擁有作家、編劇、詩人三種身份。在他看來,詩歌是用詩的語言表達充沛的情感,電影劇本要考慮聲音和畫面,小說則可以更自由地表達思想,描寫豐富的內心世界。他覺得自己在多種寫作的切換中沒有不安,因為它們的本質都是藝術。

夏木萋萋,陽光明媚。全勇先養的兩只哈士奇犬不時走來,隔玻璃窗站定,探望主人片刻,再安靜地走開。全勇先說話語速不快,松弛自然:“只要人存在,詩就存在。從翻譯尹東柱的詩第一天起,我就對此充滿了信心。”

那些樸素的詩句中

特有的飽滿情感震撼了我

全勇先說自己最近才意識到:“電影《懸崖之上》的故事涉及到日本731部隊;而我熱愛的詩人尹東柱,也是因日本法西斯的殘暴惡行而英年早逝……”他覺得這兩件事冥冥之中也有一種聯系。詩集譯本正式出版的那一天,恰恰也是電影上映的那一天。

探究詩人尹東柱,要追溯到26年前,“1995年,我去長白山雜志社領獎,帶回家一本雜志。書里,那些樸素的詩句中特有的飽滿情感震撼了我。”全勇先了解到,尹東柱為中國朝鮮族愛國詩人,1917年生于中國延邊,1945年二戰結束前死于日本監獄中,年僅28歲。

全勇先難以想象,在那個年代,還有這樣了不起的詩人。在尹東柱的詩里,他讀到的是悲憫、同情、善良,還有寬廣而細膩的情感,簡潔而深遠的意韻。“尹東柱的詩中有著非常真摯、樸素的情感,沒有怨念和仇恨,我覺得這非常了不起。”

這是全勇先第一次翻譯作品,他說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某種語言的譯者。為了做好這件看起來很艱苦的事,他決定拉上姐姐全明蘭一起,“她會讀朝鮮語,我能勉強聽懂日常對話。她在上海,我在北京。她先是讀給我聽,我們就在微信上互相探討。”就這樣,他們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兩三年的時間才最終完成譯作。

世界需要這樣勇于先行的人

在全勇先看來,尹東柱用朝鮮語寫作,因為語言的隔閡,加之以前的部分譯本過于小眾,導致這位天才詩人被遺忘、被埋沒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事。但是,也正因如此,他才有了翻譯尹東柱的詩的熱情。

好的詩人是屬于全世界的,語言的差異隔斷不了人們對美好詩歌的向往。全勇先現在還記得,同是詩人的出版人張小波只讀了兩首詩,就說:“哎呀,這個詩人太偉大了,我來出版它。我用最好的紙,最精美的印刷,一定把它做出來……”

被詩歌打動的人,也不斷打動著全勇先。著名編劇宋方金坦言,尹東柱詩集的序言和后記令人動容。在宋方金看來,全勇先是個凜冽而深情的人,“作為作者,從《懸崖》到《懸崖之上》如是;作為譯者,《數星星的夜》亦如是。世界需要這樣勇于先行的人。”

作家興安直言,讀過《數星星的夜》這本詩集,“讓我走到院里,拍下了今夜的星空,記錄了我讀這本詩集后無法言說的感受。他確實是一個純粹、美好、真誠的詩人。讀尹東柱的詩,或許就如仰望夜晚的星空,讓我感覺此刻的我不是孤獨一人。”

一頓飯的工夫

張藝謀就看完了劇本

張藝謀導演的第一部諜戰題材電影《懸崖之上》大火,作為電影故事的原創者,編劇全勇先功不可沒。直到現在,他還記得十五六年前,第一次見張藝謀的情景,“在《山楂樹之戀》的拍攝期間,當時擔任文學策劃的周曉楓讓我過去聊電影,那是第一次見張導。”他轉而笑著自嘲,“不過,這次因為電影《懸崖之上》再見面時,張導已經不記得我了。”

《懸崖之上》的電影劇本寫完之后,全勇先跟一些公司接觸過,當時大多數公司都覺得這部戲的拍攝難度大,有些年輕導演沒有那段歷史的積累也覺得駕馭不了。這時,英皇電影公司的梁琳看到了這個劇本,她說:“我喜歡這個故事,想請張藝謀來導。”

很快,梁琳回復消息說,張藝謀也喜歡這個劇本,決定要拍。見面后,張藝謀“提了一些想法、意見”,全勇先改好后,他又提出兩條刪改意見。幾個月后,全勇先把第二次改好的劇本發過去時,張藝謀正在拍《堅如磐石》,“沒想到上午11點發過去,他中午吃飯的時候一口氣就看完了,看完立刻就說‘行了,很好’。”就這樣,劇本部分就算完成了,差不多修改了兩次。

在全勇先看來,“在電影的整個制作過程中,編劇提供故事固然很重要,但是電影的制作一定貫穿了導演對電影的理解。張藝謀眼中的周乙和我眼中的周乙,一定是不一樣的。”

全勇先一直秉持著自己的文學觀,“電影和文學說的都是人,如果脫離了人的概念,什么都不成立,也不能打動觀眾。因此,一定要洞察人、理解人、關懷人。”

從全勇先以往的影視作品中能夠清晰地看到,《母親》《歲月》《雪狼》《懸崖》都是寫人的,只不過是把人物放到極端的環境里去表現,且沒有一個人是符號化的。他直言,在創作劇本時,自己會比較強調邏輯和情感:“如果人物的行為違背常識,我就寫不下去了。他為什么要這么做?我必須得找到充分的依據,否則我說服不了自己。”

李安在奧斯卡獲獎時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:“感謝劇組的所有人跟我一起相信這個故事。”全勇先對此很贊同,他認為:“相信,是最重要的。作為一個編劇,更是要‘相信這個故事’。”

在全勇先看來,任何藝術形式都是高級的:“我不認為編劇就比作家怎么樣,作家又比詩人怎么樣。所有的作品只有好壞之分,或許有的人覺得寫小說高級,編劇就差點意思,但我沒有任何的偏見。我覺得這就是個藝術形式,它們都是等同的,把任何一個藝術形式做到最好、做到高級,那就是值得尊敬的。在莎士比亞那個年代,他寫戲劇,但如果是在現代,他也可能去寫個英劇或美劇。還有一點不要忘了,莎士比亞也是靠著戲劇才走到了文學的頂峰。”

那時候沒有不愛讀書的人

全勇先的老家在黑龍江佳木斯,他有個明顯的感受:“十六七歲以前,看的書少,好不容易看到一部羅馬尼亞的電影,卻因為當時沒什么知識儲備,根本看不懂。”還有一件事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:“那時,我聽說,有位姑娘讀《三家巷》是在爐前燒火的時候讀完的。那時候的讀書環境不如現在,但是孩子們渴望讀書、渴望思想的熱情,是現在的孩子們很難理解和想象的。”

全勇先上初中時,正趕上改革開放的大潮洶涌澎湃。他覺得,自己就是在那時候“完成了文化啟蒙”,同時對文學的興趣更加強烈。“第一次看到辛格小說時的震驚感讓我難以忘懷,印象最深的是《傻瓜吉姆佩爾》。作家對一個‘傻瓜’的悲憫情懷和深刻同情,讓人終生難忘。”

1981年看《呼蘭河傳》時激動的心情,也讓全勇先至今難忘:“自那時起,我開始惡補文學作品。那時候,沒有不愛讀書的人,人人都熱愛學習,愿意接受新事物,特別有朝氣。我們那時候都寫詩,大概到22歲后,我基本就不寫了,但是我一直都在讀詩。”

那種熱情,到現在身上也還有

童年生活給全勇先留下美好的記憶。“1980年的時候我家買了臺彩色電視,那時,好多鄰居晚上都過來圍著看。《女奴》《排球女將》《大西洋底來的人》《加里森敢死隊》《屈原》都讓人激動不已。”更讓他感念的是,父母家人都是特別勤勉、善良、極富同情心的人,對他想做的事都盡力支持,“當時,我好多行為都太前衛了,比如18歲去神農架找野人,在別人看來,這孩子瘋了。”可父母出于對他的信任,認同男孩子要有出息就得出去闖蕩、吃苦受罪、經歷挫折和摔打。去神農架找野人的路上,他還救了一個人,“這件事當時還被《中國青年報》刊登出來,題目叫《野人沒發現,懸崖救行人》。”說到這兒,全勇先樂了:“才發現,這輩子好像跟‘懸崖’摽上了。”

回首往事,全勇先認為當年的自己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,“比如背著包就走,從大雪紛飛的黑龍江一直走到椰林婆娑的海南島。”全勇先自言,年輕時的自己便是一個特別容易產生熱情的人,后來他當了政法記者。“當記者可以到處東張西望,每天也不覺得累,我很愿意去探索一些讓人好奇的東西”。在此期間,他介入過很多刑事案、詐騙案的調查。全勇先坦言,這些年,當記者的經歷讓自己的人生更加豐富了。

 積累多了,寫作時就游刃有余

全勇先對東北抗戰時期的歷史特別感興趣,還下功夫采訪了不少老人,“一開始帶著攝像機、錄音筆去,很快我發現這些東西其實是一個束縛,令被采訪者緊張,他們會自動過濾掉一些東西。后來我就跟他們喝酒、聊天,在一起放松下來,心里話就說出來了。”

在哈爾濱時,全勇先對建筑尤其喜歡,“站那兒看一看,再走一走,是非常有滋味的一件事。果戈理說過:當歌曲和傳說已經緘默的時候,建筑還在說話。建筑里蘊含了很多東西、很多故事。即使你對這個人不了解,但是只要你在他的房子里住上幾天,就會產生一種連接。”

他還經常去博物館,“記得在沈陽‘九一八’歷史博物館里,看到一些老照片時,我感到很驚訝——那時候,沈陽已經有外形像內燃機的車頭了,而且,有些地區已經有瓦斯,煤氣已經接進了屋里。1903年發明的抽水馬桶,沒幾年哈爾濱就有了。我看過當年的報紙、普通人的日記,還有賓館的賬單。這些交錯起來的點,聯系起來就會還原當年的樣子。積累多了,對當時社會的形態、社會氛圍有所了解,到寫作的時候就會游刃有余了。”

全勇先身上有著東北人特有的幽默,可能跟他樂天的生活態度有關。回首往事,他感嘆道:“新千年初,在佳木斯的父母生病以后,家里經濟形勢每況愈下。當時比較焦慮,覺得生活需要一些改變了。”

當初毅然決然地“北漂”,到現在全勇先都覺得自己有點瘋狂——“連工作也沒有找就直接來了。起初也很狼狽,后來做了一些電視劇,也賣了一些影視版權,家里的情況才慢慢好起來。我這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心也大,覺得通過努力將來都可以改善。別人都在這兒活著,我憑啥就活不了。”

這么多年來,全勇先說自己很信一句話叫“事緩則圓”。“沒必要火急火燎的,非得功成名就,一步一步順其自然,不給自己那么多壓力,心態上就會相對平和。30多歲時,有一段時間每天寫8000字,一天一集,二十幾天就寫一部電視劇本。現在再那么寫,估計就得寫到住院了。”他笑著說道。

文/北京青年報記者 李喆 圖/全勇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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